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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衽吟》附录2:详解儒家君臣、父子伦理问题
2018年01月27日 来源:www.gzh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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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

汪家文

广州岭南汉服文化研究会(筹)副会长

附录2:详解儒家君臣、父子伦理问题

以下内容中相当部分参考自杜车别的相关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他微博上阅读更多:

http://t.cn/R8hnNqF

1)儒家对殉葬批判

秦穆公死时,子车氏之三子殉葬,秦国人哀之。《左传》讥讽秦穆公这种恶行,使得其不能成为盟主、无法征讨东方各国: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86]

司马迁《史记》对此也持相同观点。[87]

2)《尚书》的君臣观

儒家经典之一《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泰誓下》记述: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88]

“后”是君主之意。“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意为能抚爱我,则为我之君主;虐待我则为仇敌。[89]

3)孟子的君臣观

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90]孟子又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91]显然是反对君主的无道和暴虐的。

4)《礼记》的君臣观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其中有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比如: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92]

被罢弃或放逐之官是否应在君主死时奔丧,子思的回答是如果君主不以礼待臣,那旧臣不带他国之兵来攻打就很不错了,哪里还谈得上给他服丧?[93]

5)二程的君臣父子观

程朱理学是儒家学说重要流派,由北宋程颢、程颐创立,到南宋由朱熹集大成。在大多数不了解它的人们理解中,程朱理学一直是封闭、消极、负面的理论思想,甚至被诬称为压制人性的落后学说。那么程朱理学是怎样看待君臣关系的?

历史记载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时又叩马而谏以期阻止;天下宗周后则耻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94]在记载二程言行的《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批评了这种愚忠行为:“武王代纣,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顺天命诛独夫也。”[95]

程颢的女儿29岁未嫁而病故,其未嫁的原因是七八年都没有找到合适对象。“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访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既长矣,亲族皆以为忧,交旧咸以为非。谓自古未闻以贤而不嫁者。”考虑到她的不屑,亲属为她相亲还要瞒着她,“不得已而下求,尝有所议,不忍使之闻知,盖度其不屑也。”

程颐非常佩服并感叹这位侄女,认为如果她有常人寿命则足以闻名于世并激励世俗观念,并指出,他与程颢担心所作所为不顺合其意,若强配常人则无异于羞辱:

呜呼!是虽女子,亦天地中一异人也。如其高识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励俗,并前古贤妇,垂光简册。不幸短命,何痛如之!众人皆以未得所归为恨,颐独不然。颐与其父以圣贤为师,所为尚恐不当其意,苟未遇贤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报羞辱以没世。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96]

即便按当代某些父母的观点,女儿29岁未婚早就唠叨不止甚至强迫相亲了。但程颐“不恨其未嫁”,可见无知世人所贬低的程朱理学的二程对自己子女、晚辈意志之尊重,犹在现代许多开明父母之上。

6)其他理学家的君臣观

北宋理学家邵雍以利民还是害民为标准判断是王还是贼:“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则谓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则谓之贼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贼,安有弑君耶?”[97]

南宋理学家胡宏曰:“虽天子之贵,不仁不义,不能以尊其身;虽天下之大,不仁不义,不能以庇其身,况其下者科?”[98]

南宋陈亮在给宋孝宗的上书中说:“《春秋》许九世复仇,而再世则不问,此为人后嗣所当愤也;中国,圣贤之所建置,而悉沦于左衽,此英雄豪杰之所当同以为病也。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而无余矣。”[99]

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认为君臣之义并非“自相尊异”:

君臣,天地之大义也。君臣不克其终,则大义废而人道阙矣。此岂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设位之初,类聚群分,以戴其尤能者为之长君,奉其能者为之辅相。彼所谓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异,以据乎人民之上也。[100]

该段问答被收进《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宋元明之部》和《唐宋明清文集》。[101]

6)朱熹的君臣父子观

朱熹对上文提到的秦穆公殡葬有更为严厉的评论,认为秦穆公让人殉葬罪不可逃,三子自杀也是有罪,秦康公听其父命强迫三子同样罪有所归,进而感叹秦因此失人心而衰落:

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为穆公遗命如此,而三子自杀以从之,则三子亦不得为无罪。今观临穴惴栗之言,则是康公从父之乱命,迫而纳之于圹,其罪有所归矣。又按《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于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102]

针对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引用注释称:

“孔氏曰:……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雠之报,不亦宜乎?”[103]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重塑孔孟形象、发挥儒家精神、宣传理学道义的最简要、最普及、最权威的一部教科书,是他花费大量心血撰写和修改、前后经历“四十余年理会”而成的四书注释,甚至有人说它的地位类似于欧美《圣经》、阿拉伯《古兰经》。朱子收录“寇雠之报,不亦宜乎”为注释,其态度鲜明不言而喻,可见儒家理学对这种精神的推崇和影响。

此外,朱熹还说过“盖民之于君,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如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是也”[104],可见其对孟子君臣观的认同。

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表示,如果皇帝任意放纵私欲,不顺应天下好恶,那就有可能像桀纣幽厉一样被天下人所杀:

在尊位者人所观仰,不可不谨。若人君恣己徇私、不与天下同其好恶,则为天下戮,如桀、纣、幽、厉也。[105]

朱熹在《论孟精义》引范祖禹言论认为,君臣志同道合臣就要服从君,志不同道不合则臣可以离开君,意味着君臣关系如同朋友关系一样“以义相与”,必要时可以解除:

“事君,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难进而易退,则不辱矣。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则不疏矣。君臣朋友,皆以义相与,故其事同也。”[106]

又引:

事君,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明于进退之义,则可谓大臣矣。[107]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引用胡氏议论,认为君主如不能为民谋利,则贤人君子就不应为其所用: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术也。故世主无养民之心,则天下之贤人君子不为之用。[108]

《资治通鉴纲目》还引用了三国时期曹魏光禄勋高堂隆上疏:

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则辍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109]

朱熹评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时认为,不能光要求臣尽忠而不要求君尽礼,否则君臣关系不能善终:

为君当知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礼;为臣当尽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两尽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圣人之言,本末两尽。……自人臣言,因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岂可不使臣以礼!若只以为臣下当忠,而不及人主,则无道之君闻之,将谓人臣自是当忠,我虽无礼亦得。如此,则在上者得肆其无礼。后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说。却不知使上不尽礼,而致君臣不以善终,却是贼其君者也。若使君能尽礼,则君臣剗地长久。[110]

朱子在阐释《论语》“犁牛之子骍且角”时引用范祖禹的话说:

范曰: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鲧为父而有禹,古之圣贤不系世类尚矣。子能改父之过,变恶以为美,则可谓孝矣。[111]

朱熹在解答父母爱子问题时认为,父母怜爱子女是正当的“天理”,但一定强迫子女遵守父母的意志则是偏邪的“人欲”,这种不能父母意志支配子女命运的思想观念,较之现代思想,仍不可谓不开明:

问:“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欲其成立。此谓之诚心邪?”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112]

7)儒家君臣观的实践

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光看儒家的观点还不足以完整地看待其君臣观。我们先看近现代被世人成见认为很保守或统治者帮凶的朱熹是如何践行的。

朱熹不仅反复阐述这种君臣观,还身体力行实践这种观念——他曾以“天理人欲”观要求宋孝宗赵眘克制私欲:“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邪,为人欲邪?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雍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碍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113]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上奏称:“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宋孝宗读后大怒:“是以我为亡也?!”[114]

可以看出,程朱理学的道德要求主要针对皇帝、官员和读书人,而非普通老百姓。由于朱熹对皇帝不断提出批评和要求,以及对贪腐官员的强力举报和弹劾,皇帝赵眘和宰相王淮对朱熹越来越不耐烦,权势集团则群起而谤之,朝廷也不再重用他,朱熹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好远离政坛,走进深山讲学。[115]

接着我们再看后世认为对官僚最为严厉、甚至认为喜欢杀戮官员的朱元璋时期,例如《明史》记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有一次朱元璋想让女乐师进宫教授音乐,却遭到御史的阻挠,皇帝不仅收回决定,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

(观政)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116]

解缙则连朱元璋看什么书都要干涉:“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书奏,帝称其才。”[117]如此指责有些迂腐,但朱元璋阅后仍称赞解缙。

建文帝有一天因生病上朝迟到了,尹昌隆就上疏批评:

惠帝初即位,视朝晏。昌隆疏谏曰:“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帝曰:“昌隆言切直,礼部其宣示天下,使知朕过。”[118]

历史学孟森将此和清代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119]

再如“素豪迈,负气敢言”的岳正,在天顺年间被明英宗选拔入内阁,《明史》描述其论奏时连唾沫都喷到皇帝衣服上:

(岳)正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有规以信而后谏者,慨然曰:“上顾我厚,惧无以报称,子乃以谏官处我耶?”英宗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120]

再如《明史》所记明武宗游玩狩猎,命令回朝之日群臣制作旗帐迎接,但由于杨廷和执意不从而只得作罢:“帝命回銮日群臣各制旗帐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亲旧耳。天子至尊,不敢渎献。’帝再使使谕意,执不从,乃已。”[121]

还有就是大礼议事件,由于内阁地位之高,首辅杨廷和对皇帝态度强硬,明世宗嘉靖皇帝和官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记载:“自是廷和每召对,上必温旨谕之,而持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前后执奏几三十疏,上益忽忽有所恨。”[122]《明史》:皇帝“寻论定策功,封廷和、冕、纪伯爵,岁禄千石,廷和固辞。改荫锦衣卫指挥使,复辞。帝以赏太轻,加荫四品京职世袭,复辞。会满四考,超拜太傅,复四辞而止。”[123]更夸张的是皇帝派人向礼部尚书毛澄“长跪稽首”,并厚赠黄金(无异于变相“行贿”),最终毛澄坚持辞职,皇帝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大臣支持。《明史》载: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复力请,乃许之。[124]

皇帝无论哭泣、怒骂、贿赂都无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吕坤说“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真正让儒家精神奴化的,是满清的残暴的民族压迫和残酷的文字狱。明代人格独立、不为权势所屈的精神,到满清之时要被严厉地批评。如清代哲学家焦循批评吕坤:“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125]

清代哲学家焦循批评吕坤思想为“乱臣贼子之萌”

8)“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

最后我们来看看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用现代话通俗地说就是要求不同岗位上的人要尽不同的职责;而且这种要求重点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强调从自己做起,否则就会上行下效甚至起而覆之。正所谓“以身作则”,也就是《论语》中强调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梁振杰在《对孔子“君君臣臣”思想的再审视》一文中列举《论语》中孔子对为政的见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定公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谈到如何为政时,总是针对统治者,而非针对被统治者;总是首先要求统治者按照“礼”的规定行政,并没有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所以“君君臣臣”强调的重点在君主一方。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其后继者孟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者也。”“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以看出儒家的思想家首先是要求统治者自身按“礼”(孟子是“义”) 的要求行事。[126]

周玉萍、赵聪锐在《从“君臣父子”到“三纲”看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变》认为:

正名之后,君臣之间应该怎样相处呢?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是对等的,“臣事君以忠”的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假使前提不存在,那么结果也不存在。孔子还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道”就是以符合道的方式来侍奉君主。如果君主不行道胡作非为,那么,臣就应当按照“道”加以谏正。如果谏正不被采纳,作为臣就应终止君臣关系。由此看来,君不可随意令臣死,臣也不必愚忠至死。君对臣、臣对君都是对等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127]

王长恒在《浅析孔子君臣之道》指出:

《论语》中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要表达的并非是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相反通过对《论语》文本的分析,本文认为这句话要表达的是君臣之间互相尊重,互为前提的双向互动性。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后来士人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独特品格,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成就了后来士人们所具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纲精神。[128]

来源岭南汉服网:http://www.gzhf.org/012768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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