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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封闭僵化,还是先进文明?浅论华夷之辨——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2017年06月30日 来源:www.gzh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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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奴兮小姐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

当今,往往一提及华夷之辨,大家都自然而然的认为华夷之辨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封建王朝遗留下的落后的封闭僵化,盲目排外的思想,它阻碍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的融合,同时兼有排斥、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

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以往被灌输的对华夷之辨的印象又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华夷之辨的产生背景】

西周后戎狄崛起于西方,时常寇略周人,懿王被迫迁居。自此以后,狁为首的戎狄对周人的侵扰和掠夺日益频繁和厉害。“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正是周人对戎狄的怨恨、恐惧所发出的叹息与呼号。宣王时,戎狄入侵更加严重,到幽王当政,犬戎攻入镐京,摧毁宗周。无可奈何的平王只好率部东迁洛邑。血与火的严酷事实,使人们意识到华夏的生死存亡与周围的蛮夷戎狄的兴衰盛亡有密切的关系。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界限。春秋时期,夷狄进一步包围周人,形成“南夷与北狄交”,周王朝处于“不绝若线”的危险境地。华夏的存亡决定于抵御蛮夷戎狄的成败。

“尊王攘夷”的旗号正是在华夏面临蛮夷戎狄入侵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而高高举起来的。正是由于蛮夷戎狄对华夏的骚扰侵掠,使得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出现了森严壁垒的界限。这便是“华夷之辨”“尊王攘夷”的产生背景。尊王攘夷的倡导者管仲曾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孔子一再强调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都是基于中原王室衰落,狄夷大举入侵,华夏文化面临严重威胁之时,华夷之辨的产生,是基于诸夏所面临共同危机时所产生的维护华夏尊严捍卫华夏文化的空前民族意识,正是有了这种民族意识,诸夏各国才能共同抵御外族入侵,我们灿烂的华夏文化才能绵延发展。同样,在战国四周夷狄强大、对华夏构成巨大威胁的文化危机中,孟子不得不强调夷夏之大防,“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华夷之辨”就是在这种文化危机的形势下不断丰富深化。

所以,华夷之辨,强调保卫先进的华夏文化以求发展,反对屈从落后的狄夷习俗而倒退苟安。这一观念,促成了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华夷之辨不仅成为了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在千百年来的民族斗争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夷之辨正是汉民族顽强不屈的反对异族侵略、保家卫国的核心情怀,这种情怀正是当时环境下的爱国主义情怀。可以说,这种思想的根深蒂固,才能使华夏文明绵延不绝,才能使汉家儿女生生不息,没有华夷之辨,便没有华夏文明,更不会有如今的中华民族。

【文明与野蛮之分】

“夷夏之辨”更主要的还是强调“华夏”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与先进性,彰显其与其他少数民族在文化、礼仪上的优劣高下之分。《春秋》使用“华夏”来形容地处中原的“诸夏”,以显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而夷狄则被认为贪婪无亲、不识礼仪、不讲规矩、动辄入侵骚扰中原、对中原虎视眈眈,其行为如同“禽兽”、“豺狼”一般,故而曰“且唯戎狄则有体荐。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狄,豺狼之德也。”(《国语·周语》)。这并非是对少数民族的蔑视与排斥,而是对他们野蛮行径的客观评价,戎狄无德、无信、无礼,如豺狼野兽一般一有机会便骚扰进犯中原,师出无名,背信弃义。华夷之辨,便是要坚决捍卫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强烈反对狄夷破坏华夏礼仪文化,反对沦陷于落后的文化,所以说,正是因为华夷之辨,我们中华文化才能够长期屹立不倒,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才能够成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才能够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如果没有夷夏之防,那么夷入夏则夏,人尽可主,无条件的接受外族统治,与其积极合作,如此便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匈奴来了,华夏则“匈奴化”,鲜卑来了,华夏则“鲜卑化”,女真来了,华夏则“女真化”……,那么,真不知道今天的中华民族会是什么样子,甚至今天还有没有中华民族都值得怀疑。所以那些病诟“华夷之辨”阻碍民族融合的人,难道对于你们来说民族融合比中华民族是否存在还要重要吗?如果中华民族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谈民族融合还有任何意义吗?

华夷之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其核心是文化之辨。从大的方向上看,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存在着对文化标准强调得有失分寸、过度解释的问题。似乎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某些论著往往过分地、孤立地强调是否认同中国文化的所谓文化标准,而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回避“华夷之辨”中的其他标准(如族群之分以及居住分布地域上的内外之别)。这都是有失偏颇的。

【是文化之辨,也是血统之辨、地域之辨】

“华夷之辨”实际上是与当时中国人的天下秩序观相联系的,这种由“华夷之辨”所体现的秩序观包括以下基本含义:(一)其核心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在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突出华夏文化上的中心地位与主导地位;(二)其最起码的要求是,防止“夷狄”对于“诸夏”文化的侵扰,强调“诸夏”与“夷狄”在居住地域上的内外之别,突出“诸夏”的世界(天下)中心地位,并强调“诸夏”与其他族群的区别,彰显华夏文化的礼仪风俗之美;(三)其最理想、最符合人类文明进步趋势的状态是“用夏变夷”,即:在与其他民族正常的、渐进的文化交流中,展示自己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其引导和辐射作用。换句话说,在通常意义上,“华夷之辨”的地域标准、血缘与种族标准、文化标准三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用夏变夷”、其他民族及其成员接受、同化于华夏文化的情况下,地域上的内外之别、血缘种族上的族群之分才会淡化或自动消失。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只片面强调文化的话,那显然是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

通常会有人认为,避开种族、地域问题而专就文化、文明程度展开“华夷之辨”,就是开明、包容,而强调“华”“夷”之间的种族、地域之别就一定是狭隘、封闭。这种想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在很多情况下,种族、地域、文化三种标准事实上是无法分开的,特别在面临“夷狄”入侵或“夷狄居中国”的情势下,对华夏文化的捍卫首先就表现为对固有土地家园的捍卫,表现为坚决反对“夷狄居中国治天下”。

常见有人引用“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一句来证明华夷之辨只是文化之辨,而非血统之辨,以此来证明汉族是文化民族,是融合而来的民族,这种观点显然是断章取义,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首先,这话并非出自孔子和孟子,“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实际出于韩愈之笔,是韩愈对《春秋》笔法所作的概括。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是说《春秋》以“礼”作为判别夷狄与中国的标准,凡是言行符合“礼”的,即可视为中国,反之,则视为夷狄。所谓礼,即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且这句话的主语是“诸侯”。其次,当少数民族“居中国治天下”的时候,其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政权寻求合法性、为了更好的以“外来之君”的身份统治汉人,往往会有意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夷夏之辨”,而淡化、回避种族、地域因素。所以当时效力于蒙元的伪儒许衡所述“入夏则夏,入夷则夷”,是其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而发明的,其核心论述即“占有华夏人的土地,延用华夏人的制度”的“无论是否具有华夏民族血统”都应该承认它的合法性。华夷之辨的初衷是建立一种以华夏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为了让周边族群融合进来。用夏变夷是手段,有效管理非华夏的周边族群是目的。许衡的论调则是典型的服务于异族统治者的“用夷变夏、无君无父”的伪理论,由此可见,片面强调文化并不代笔包容、开明,种族、地域更是必不可少的衡量标准。

唐太宗曾说过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即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夷狄”认同华夏文化、“慕仁义、行礼乐”的情况下,对其采取“王者无外”的态度,主张打破种族界限,从是否认同中国文化来判断其是否为“华”、“夷”这种观念主要出现在与“夷狄”冲突中取得胜利的唐代。因此,许多人据此证明唐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开明,更有论者由此断言唐代“以文化不以种族”来区别华、夷,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唐朝人上述说法的具体背景。首先,唐太宗是在贞观二十一年对群臣说这番话的,斯时唐朝已经通过几次大规模战争击溃了东西突厥,在当时的华、夷冲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次,唐对少数民族开放、怀柔,是在少数民族不断归化,融合于汉文化的大背景下,针对于认同了汉文化而已经内向的那部分“四夷”而言的。所以说,唐朝的华夷观念是产生于一定背景、一定前提条件之下的,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无原则无底线的以文化划分华夷,唐朝的胸怀和姿态,是以确保民族不受夷族侵扰,中华文化不会因外来文化而遭到破坏,民族融合朝着“汉化”而不是“胡化”的方向发展为条件的,失去了这一条件,“华夷之辨”将会重铸抵制夷族文化的防线。“华夷之辨”观念就会再次成为保卫中华优秀文化,抗拒野蛮落后文化的思想武器。

【华夷之辨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雏形,是民族凝聚力、民族向心力的基础】

当民族矛盾发展到民族政权尖锐对立和冲突时,“华夷之辨”的观念往往促成一种凝重执著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顽强地抵抗异族的征服,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如西汉时期的霍去病,北却匈奴,封狼居胥,他曾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东晋时的祖逖,率领家人、部曲渡江北伐,中流击揖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里”;宋金时期,王彦领导的“八字军”,个个脸上刺着“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岳飞率领“岳家军”大破金兵,并与众相约:“直抵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他们的豪迈壮志,表达了汉族人民抗击外族征服的决心。岳飞、文天样、李定国、郑成功等,捍卫民族利益,抵御外族征服而名垂青史,受人崇敬。秦桧、吴三桂等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敌而受人唾骂、遗臭万年。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在维护民族利益问题上,从来都是褒贬分明的,这就是“华夷之辨”所化成的民族心理意识,更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入侵的爱国主义情怀。

当外族政权入主中原居于统治地位时,坚守华夏文化道统成为汉民族的心理底线。当汉人不得不面对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统治者时,总是采取各种方式来拒绝“夷化”,保证华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前,大多处于野蛮、未开化的奴隶制时期,他们人主中原后不改旧习,野蛮、掠夺、屠杀,高压统治、开历史倒车。如辽、金统治者进人华北后,大肆抢夺财物,掠人为奴。蒙古人主中国后,到处开辟牧场,“据民田为牧地,田游无度……”“四等人制度”。清军人关后,剃发易服,用野蛮、惨绝人寰的行径迫使汉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颁布“圈地令”,大量掠夺汉民产业。“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又颁布“投充法”、“缉捕逃人法”,对逃亡奴隶严加缉拿,并把有牵连者弄得家破人亡等。异族入侵无不遭到汉族人民强烈反抗,崖山海战,君死民从,二十万军民随着南宋的灭亡而跳海自尽,汉家儿女宁死也绝不屈从于异族的统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易服,失去的不仅仅是头发,而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所以剃发令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汉家儿女的激烈抗争,于是血染江山、白骨遍野,无数汉人宁愿死也不愿丢掉华夏文化、华夏精神。于是,有清一朝,民间的反清复明斗争从未停止,这是汉人不屈的灵魂、不灭的斗志,这正是汉人誓死捍卫华夏文明、保卫华夏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坚决与野蛮落后的狄夷作斗争,绝不屈从于落后的狄夷习俗而倒退苟安,这正是华夷之辨的核心体现,正是有这种思想的驱使,才使得汉人即使在最残酷、黑暗的异族统治之下,仍能够顽强不屈的抗争着、誓死捍卫着华夏正统,这也是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人服膺于强力,甚至仅仅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不惜自践尊严,放弃正义和邪恶、文明与野蛮的价值判断去助封为虐,充当野蛮对文明的破坏者和刽子手,他们一般是不讲“华夷之辨”的,汉奸误国,其恶劣行径往往不仅影响到了当世,更是祸及子孙后代的。所以那些汉奸,留下了千古乃至万古骂名都是不为过的!

【“华夷之辨”是先进、优秀的思想,直到现在来看,也并不过时】

首先,从“中华一体”的立场看,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共同提高,需要的是先进的文化。当时,不论契丹文化还是女真文化等少民文化,都不可能担此重任,除“华夏文化”则别无选择。而“华夷之辨”的观念则强化了华夏文化的先进性,促使少数民族在文化选择上放弃旧俗,实行汉化,则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同步提高。从现如今的角度来看,汉文化也依旧代表着先进文化,并且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的角度来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建立起统一的语言与文字,这是维系各民族关系的基本保障,以语言文字为基础,逐渐引导各民族趋于统一的文化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团结各族人民,才能有使整个国家使中华民族有凝聚力、向心力,所以华夷之辨思想在这里依旧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兴汉文化、重塑汉文化,使汉文化发挥它以往的魅力,促使少民汉化,以夏变夷。

其次,站在今天的高度看,正是广大汉人坚守“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保证了华夏文化在落后文化冲击下没有被毁灭。如果说“明华夏之辨”阻碍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各民族融合的话,它只是阻碍了民族融合向“契丹化”或“女真化”的方向发展,却促使了民族融合向“汉化”的方向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同步提高的进程。如果汉民族在面对少数民族统治时,放弃“华夷之辨”,不加辨别地去承认和接受其政治制度以及文化、道德观念,民族融合的方向,必然是接受落后的文化,导致历史的倒退,那才真正是“延缓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同步提高的进程”,不仅如此,而且可能断送和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当今的状况下,极端宗教不断渗透于华夏大地,腐蚀我中华文化,这正是需要我们重塑华夷之辨,捍卫我们先进的文明,抵制极端宗教的落后思想侵袭华夏文化,守卫我们文明的家园。

最后,如今,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去淡化“华夷之辨”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此举很可能阻碍传统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汉文化作为别具一格的优秀先进文化,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文化,理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也更是应该对外输出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民族文化,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文明古国,而文化软实力却迟迟无法提升,对外文化输出更是寥寥无几,反而崇洋媚外之现象与日俱增,一个泱泱大国沦落至此,真可谓是悲哀,究其原因,就是过分的强调五十六个民族团结而刻意淡化“华夷之辨”而导致的,淡化华夷之辨的同时就是淡化或抹去人们对落后文化的反抗意识,最终屈从于落后与野蛮,使民族融合的文化选择偏离先进文化而趋向落后文化,造成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降低。的确,现在的中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但是汉文化必须居于主导地位,华夏五千年文明,皆为汉人所创造,中华民族中的“中华”原本就指汉人,只不过近代以来它的外延扩大了,但其本质核心是不变的,中国想要有文化输出,则必须承认汉文化的主导地位,否则,中国拿什么输出文化呢?55个少数民族中的任何一族,都无法代表中华文化,都不可能作为国家的代表对外输出,唯有作为主体民族文化的华夏文化,才能够堂堂正正的代表中华文化。所以,淡化华夷之辨、淡化汉文化,是永远无法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更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20004978203381

延伸阅读:

嘉林《读奴兮姑娘华夷之辨文有感》,http://www.gzhf.org/06305655.html

嘉林《驳王威之流对汉服复兴的狂吠兼谈批判满清诸问题》,http://www.gzhf.org/09161064.html

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综合论述》,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1ca59301008yi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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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岭南汉服网:http://www.gzhf.org/06305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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