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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汉大学堂风中散客《诗歌各体简史及特点》
2014年07月01日 来源:www.gzhf.org

第一节

基本要点是从诗歌体裁发展去研究诗歌史,而不是从以前的朝代中研究时代特征去研究诗歌史。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要从创作者角度去思考诗歌,而不是从欣赏者的角度去研究诗歌。

朝代史的诗歌研究史告诉我们,诗起于先秦,经诗经为始,楚辞为继,以两汉的五言诗的滥觞,发扬于南北朝时期各文体的完备,最终迎来以唐为代表的诗歌发展高峰,宋元明清都是完备后的细节中,不断分流合并中拓展出来的诗的内容体裁手法等,最终经民国学者诗的风行而影响至今。

如果从朝代史去研究,会发展唐代是一座最高峰,后世的宋元明清都是在其影响之下,或继其风,或另辟蹊径,总之都与唐分离不开,所以就有“唐以后无诗”,“宋以后诗尽”的说法。

这一说法正如我们时下所批评的一样,宋是最高峰,明清无甚发展一样,采用的是一种感性认识,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唐诗,你不学诗歌接触不到真正好的明清诗人的集子,所以只能人云亦云,不知道唐以后宋发展的高度,不知宋以后,明清发展的高度。

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一直在思考,宋以后明清诗人诗作真不如唐宋乎?非也。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思考的广度,眼光的深度呢?

因为我们是从诗歌史的角度去研究诗的地位,而不是从诗的艺术水平去考量全时代的诗人作品。也许有人说:拿南北朝时期的诗人与明清诗人的作品比较的话,不是把不同时代的人物放一起比较嘛?这是关公战秦琼啊。

当然在战场上他们是打不了了。但诗人作品要想打动人,就要打败先它而出后它而生的所有作品,所以需要统观诗歌全史去思考。

在诗歌各种划分中,体裁划分是相对独立的划分,可以单独研究其中发展史,用以判断水平之高下。

在历代写作教法上,历来也以体裁为本,如先学古体后入近体,或先律体后古体后绝句等。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体裁比内容划分更具有稳定性和操作性。

这就是从体裁史研究并创作诗歌的跟由。

第二节,诗歌体裁史简介

要讲体裁史,先分体裁。一般以几言为划分:古体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骚体;近体之五言律绝,七言律绝,五言律诗,七言律诗,排律。至于我们一般说的绝句,则分古绝,律绝,乐府则分五言七言为主。

1、四言

发展最早也最早推出诗歌一线舞台,起始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篇,据称在周朝时贵族间流行,有点像文革时期每句话都以老毛语录开始,而当时就是“不知诗,无以言”,是贵族必修课。其后虽然没有风行各层之间,但中华受诗教自古亦然。必以四言诗《诗经》等为基。而春秋战国时期礼制崩坏,诗教不兴,秦汉两代未有大作,至魏晋时曹操稽康等人四言诗回光返照后,正式退出创作境地,其后四言诗多用于国家祭祀,赞颂君国等,文学意义已然不大。

如谢灵运的四言诗,陶渊明的四言诗等,文学意义已然消落,更多是一种意义纪念,四言诗用语古拙,语气助词尤多,气象端严,犹如古之编钟,已经不适应后世表达所需,于是战国两汉让位于五言诗与骚体诗。

2、五言诗

五言诗滥觞于西汉,五言虽只多四言一个字,但多出的一个字才真正使得诗歌得到了腾挪发展的空间,句式开始多样,内容含量剧增,这些都不是四言诗所能比拟,五言诗去除了绝大部分助词,而多用实词,腾出了空间给更多内容,于是这时期出现了诗歌史上一个另类的发展,叙事诗的异峰突起,如《木兰诗》《焦仲卿妻诗》,这在后世是一个短板。中华诗歌史重抒情轻叙事,所以叙事诗很少,我们熟知的无非白居易的几篇歌行体,如《长恨歌》,吴梅村的《圆圆曲》等。

所以五言诗除了几篇外,真正获得后世极力推崇的是《古诗十九首》。而两汉时期为人熟知的是李陵,苏武,班捷妤等了了数人,皆因当时文人的个性淹没在集体的声音中,对文学的独立性意识未到。

所以先秦两汉无名氏作品尤多,除了年代久远,更重要是人们心中对诗重视不够,对作者也就不甚多求。这时期五言诗多咏集体性问题,类似于词在五代时期的发展。由于五言初期,其风格不定,用语简朴,词藻单一,远远不如当时汉赋的发展成熟度。只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余力为之,五言显得紧凑,思辨性强,也是后世所欠缺的。

两汉开出五言花朵,而魏晋南北朝则真正将其结出第一朵果实,无论是曹子建还是鲍照谢灵运谢朓,抑或陶渊明,都从不同方向拓展了诗的内容诗的句式诗的音律。

如果说诗以盛唐为宗,则五古以魏晋为圣。曾国藩编选五古大家,魏晋占其大半,唐后仅选李杜。可见若以五古为限,高峰正在魏晋,其次盛唐。今之学诗者,五古中,曹植鲍照谢灵运谢朓陶渊明是必修,唐后李杜外,尚有王孟,刘长卿,柳宗元,韦应物等人。

魏晋后,唐尚能不变古音,中平中正,犹有韵味,宋后,以七言乐府句式营造五古,连篇累牍,已失五言风味。故而唐后五言让位于七言,诗人多专注于七言,五言多为余力为之,故以五言名家者甚少。五古风格已然多变,总以浑厚,拙古,精丽,质朴为宗,作品参见曹植陶渊明李杜四人作品。

3、七言诗

五言于中唐渐为七言所压制,因语言文学发展总是以粗及细,由简到繁,内容句式经五言不断发展拓宽,五言不足以承其变化时,则一再裂变为七言,虽然七言早在汉朝就有张衡的四愁诗出现,但那是个人得领数百年风潮,独自开花而未能结果,正如七言歌行体发展之初便有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直到白居易才有堪与之比肩的合音乐性的歌行体出来。

这是语言运用的发展结果,当五言不足表其意时,七言登上舞台是必然之举。但与五言发展便有数家并起不同,有唐一代,七言古体雄立高峰者不多,李杜两人,加白居易韩愈四人而已,与有唐一代诗歌高峰不合。七言古体按音乐性不同,通常分为,七古与歌行。两者区别多在语言,七古用字雄厚,气势犹重,有排山倒海之力运与其间,有魄力者方可为之,如李白,将近酒,蜀道难,与王十二旅夜有怀等,或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器行,或韩愈的山石。有此筋力者,唐代李,杜,韩,宋苏轼,黄庭坚,陆游,明清人物作品读得少,一时想不起谁了。

七古间有四言五言等,主体为七言;歌行体则音乐性很强,一定程度高于近体诗音韵,可读春江花月夜,琵琶行,圆圆曲感受。歌行体基本四句一换韵,平仄韵互换,而且基本上每句都合律,基本四句像一首绝句,也有齐梁体的句句韵再换韵,歌行体美感来源句子合律,同时四句换韵处自然流畅。

七言古体自登上舞台一直延续到民国现今都是判别一个诗人才力多寡的手段,李白横绝诗歌史便是因其七古横扫千古,雄视百代。杜甫七古多走七古风格,像《丽人行》是为数不多的间有歌行风格的作品,但七古以太白风为宗,后人多以此为标榜,叙事时才多用杜甫笔法。

清末一位七古大家便是龚自珍,也是师法太白,宋代苏轼陆游师法太白,苏轼尚有小李白之称,唯黄庭坚师法杜甫,故而黄视苏陆终差一筹。

4、杂言体

准确的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体裁,因为不必专学,学会五七言,杂言自然一通百通,喜欢用杂言体的也很少,太白是其中一个。只不过为体裁标榜,才列杂言一体。特点是短小精悍,思维跳脱,手法多纯用比兴。

5、骚体诗

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离骚概括于诗中,而不同属于以上体裁,其又有固有特征:兮。所以列出骚体诗,专备离骚一脉香火。骚体诗语言偏于瑰丽,色彩丰富,句式简单。其起于楚辞,但到唐时方才有所复出,但都不再是重点,只是如四言诗是个体现象了。

6、五律

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在行其道的同时,对于声律的发掘也到了前无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对于汉字的读法没有一个很好的标注法,沈约等人第一次使用反切标音,如山,声庵切;于是每个字都有了归依,于是出现韵的准确依据,对于诗的声律才出现了所谓四声八病之说,齐梁体由此而生。但初起之时对于声律难免要求过细,而对于整体诗的声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很多句单独来看都合律句,甚至对仗工整,但整首诗的声律没有规矩。所以当时谢眺庾信等的五言八句诗,已经很像五律,如:

《和王内史从驾狩诗》

冬狩出离宫。还过猎武功。

涧横偏碍马。山虚绝响弓。

更嬴承落雁。韩卢鬬蛰熊。

犹开三面网。谁肯一山重。

每句都合律,只是在粘对上不合,于是在初唐时期,加上句间粘对规则后,五律立即成型,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在五律成形中都有一定地位。

宋之问之后的初唐四杰五律已然出现句篇,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骆宾王的《在狱咏蝉》都是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只是这些人并没有过于专攻五律,所以名篇虽有,但数量有限,直到孟浩然,王维开始,专力五律,将山水田园与五律结合,使五律第一次放射出光芒。

此后李杜各有擅长,但对于五律,同样精工,只是李白在声律上打破更多,而杜甫则在五律声律上有所发展,两人把五律从山水田园中解放出来,内容上有所放大,同时风格更多变,尤其在杜甫五律体现更深,杜甫五律六百多首,几乎没有囊括了本身诗作中所有内容。

但同时此时五律在声律上的特点也暴露出来,由于只是五言,在声律上变化不多,句式也相对简单,所以杜甫并没有折腾出拗体出来,只有七律有拗体一说。

其中原因不得而知,但就五律而言,历来孟浩然与李白的五律,许多在声律上都不尽完美,甚至有打破之势,尤其是李白身上体现更明显,太白五律,有声律井然的,如:

《谢公 亭》

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

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也有一堆三连平的,如:

《春游罗敷潭》

行歌入谷口!路尽无人跻"攀崖度绝壑!弄水寻回溪"。

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未尽兴!日落群峰西"。

更多李白的五律问题以后有时间可以聊聊。

可见对于五律的声律李白绝然非孟浩然这般无故出律,孟浩然时期五律声律未定,浩然常有出律五律尚情有可原,太白时期五律已然定型,而太白五律集中半数以上不合现在所谓的五律格律,然而并不影响太白五律的高度,在五律史上,李(白)杜(甫)王(维)是三宗师,必看范畴。

而恰恰王维是规规矩矩地写诗,杜甫是大力拓展五律内容句式,而李白则是将古风笔法带入了五律中,于是三家鼎力,然在杜甫之后,五律式微,仅有刘长卿李商隐等数人在五律上用功甚多,唐以后五律出彩度不高,固然与七律渐占主导,也与五律过于简单的声律格调有关,而太白所发展的五律则继之甚少,七律拗救不断变化使得七律变化增多,而五律则失色不少,于此寻之,五律创作方向则有所明朗。

明清中目前对于五律有所爱好者目前仅屈大均一人,其他家子,尚未读到。

7、七律

七律是真正在有唐发起成熟并兴盛的,可以说兴起之时沈佺期于声律上贡献不少,而对于王维李颀高适等人,七律更多是对于应酬,可见七律初起之时对于七律声律大部分人并没有像五律那般天然适应,远不如七古歌行等来得娴熟,唯有老杜一人,精力致之,于是七律一体在老杜手中成熟并兴盛,此后诗人七律再发展未有敢言超老杜者,实则老杜是异峰突起,声律变化老杜一人几穷尽,句式变化老杜万般变化,章法老杜独珠连章一并收纳,可以说老杜于七律如佛祖之于佛教,后世总跳不出其中掌心。

老杜后中晚唐七律成名家者不过白居易刘禹锡许浑杜枚李商隐等十数人,而且老杜后诸家除少数几人如义山外,七律面目单一,显然没有了老杜将七律玩于股心能力,所以有唐一代七律完全由老杜一人撑起,老杜外,宋明清三代皆可完爆李唐。而论一代之成就非以一人论,当以一代之人相比,所以七律真正高峰并非唐代,而是明清时期。

七律大家中,除老杜超然于天外,李商隐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李攀龙杨慎李梦阳钱谦益等。

8、排律

排律兴起时不过是五律七律发展时的衍生品,更多应用于科考,真正用于创作者甚少,我所读过的有唐一代仅老杜及义山数篇排律,其中多为五言排律,七言排律,我仅见老杜一人写过。而后世创作排律更多用于初学时练习声律对仗时用及雅聚时接龙所用。

第三节、体裁声律简价

1、四言

古体,先秦至汉末魏初渐流行,曹操之后佳作已失,如前所言,多为某些场合时填制。

《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téng )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jì)伏枥(lì )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荣木 并序》陶潜

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其一∶

采采荣木,结根于兹。

晨耀其华,夕已丧之。

人生若寄,憔悴有时。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

2、五言古诗

古诗基本对于声律没有要求,只不过当近体诗出来后,人们为了古近区分,多在创作古诗时使用三连平三连仄等非律句以显得声律拗口,以人为声韵造成古拙味道。

3、七言古诗

分七古与歌行,七古要求与五言古诗类似,而歌行则要求各不同,有大体律句者,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全诗粘对合规,基本合律,仅有几句是拗救句式;有部分出律部分不出律者,如高适《燕歌行》;有大部分不合律者,如白居易《琵琶行》。歌行体重在语言上分辨,而转韵也是必然,有四句一转也有两句一转,三句一转,然转韵为必须,所转韵多为平仄韵交替变换。

4、杂言诗

指五言七言曾不占主导,没有一种字数句子占优,李白多用,后龚自珍也常用,大抵为性格狂放不羁之诗人所好用。韵上变化很多,随诗人任意摆布,可一句一韵,而两句一韵,可换韵可不换韵。

5、骚体诗

如杂言诗,若末句句尾皆为兮则已有韵,无须再押,若非兮字则须韵字,骚体诗有时一句一韵,有时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皆须在末句押韵即可。

6、五律

五律,近体诗一种,通常正格要求句句为律句,粘对合对,中两联要求对仗,而通过前面论述,则在实际运用中,有多种变化,就对仗而言,可一三联对仗,二四不对;可一二三联对仗,四不对;可二三四对仗,一不对;可一二三四皆对仗;可三对仗,一二四不对。所谓都要求第三联必须对仗,即颈联必对,何为颈,人颈若不顺则气不顺,气不顺则人易得病,诗亦然。此外对仗句有两联或两联以上时为五律律体笔法,杜甫所属一脉,其五律集中三联四联对仗随意可见;对仗仅一联中,为五律古风笔法,太白一脉,其五律集中有半数左右。

6、七律

七律,是诗体中声律最严一类,也是变化最多的一类,所以自杜甫发扬七律以来,历经千年,依然是诗人最喜欢用的一种诗体,可见魅力。七律中,分律体与拗体两类,至于崔颢的黄鹤楼诗,由于后世七律掌握得越发娴熟,合律的类七古诗已然可以代之。然律体并不说声律牢不可破,尤其是首句,常因交代事由不得不出律,中间句子出律,只用下句救之,由于各方面的声律变化古今已尽,所以并没有所谓声律阻碍内容表达之说,有此说法者不过门外汉语,不足道哉。

如下首,首句五个仄声,是大拗,不足怪,表意而已。所以下句的“闻”处本用仄的改用平声,不过是小救,并不足以说是拗救,不如说是表意而已,不拘于律也。

《二月二日》李商隐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7、绝句

统称为绝句,绝句分古绝与律绝,古绝只须押韵,无关平仄;律绝则需要平仄合律,这是判断绝句时必须就分清的,否则本为古绝强以律绝要求则贻笑大方了。古绝可押平声韵,也可押仄声韵,其中五绝押仄韵为多。如王维惘川集二十首五绝,多为仄韵,显然声韵铿锵。

律绝则多为律句,有出律者皆可当句或下句救,若出现大毛病律句,则下句小救一下,意思意思即可,就如前面七律所举的“二月二日江上行”,有名的是杜枚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第三句后五名全仄声,所以下句“烟”处本为仄声改为平声小救一下而已。不妨名句啊。

七绝唐代的确盛极一时,其中意味后世难以效仿,虽然宋元明清民五代都有好绝句出来,也有不少以绝句名家的,如王安石,杨万里,姜夔,杨慎,袁枚等,但都只是比肩唐代,即无法翻越。所以唐代绝句雄视各代。

综合以上所言,诸体中,唐代仅以五律,绝句,歌行体具有天然优势,而魏晋则以五古为后世楷模,宋于七律七古七绝等七言上并肩唐及明清,明清则于五古有所不如外,绝句律诗七古杂言骚体等都可上攀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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